第五十六章
“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”
太上混元无极大道，是天地之始，万物之本，其妙用无穷，只可意会，言语无法表达。此谓“知者不言”。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，言语能表达出来的，是粗浅的，有形的事物之末，而不是微妙玄通的“天地之始”。此谓“言者不知”。
“塞其兑，闭其门。”
“兑”是口。“门”是眼、耳、鼻。既知“微妙玄通”始物之妙，言语无法表达，应“塞兑静养”。《老子》首章提到“无欲观其妙”，正是此意。天地之始，万物之母，造化之机，口不能言，目不能视，耳不能闻，鼻不能嗅。故第十四章中说：“视之不见名曰夷，听之不闻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，此三者不可致诘，故混而为一。”
此段是教人要塞兑闭门，静养天真，清静六根，断诸邪障。
“挫其锐，解其纷。”
“锐”：刀剑之锋刃。“纷”：纷芸杂乱。
人因贪名逐利，自知、自见、自伐、自矜、自是，机智炫露，似同刀剑之锋刃。与接为构，日以心斗，互为交争，致使灵堂不能清静。修身者，必以不自知、不自见、不自伐、 不自矜、不自是为首要功夫，含光韬辉，慎养天真。所谓“挫其锐”者，即是此义。
人因情欲过度，致使“忧苦神心，流浪生死，长沉苦海，永失真道”。日昏夜茫，无有头绪，犹如攀篱纵横交错，纷扰束缚，元神不能自主。欲求解脱，何时解脱？“能拼众缘，永除染着，内相不出，外相不入，于正念中，乃得五脏清凉，六腑调泰，三百六十骨节之间有诸滞碍，十恶之业，百八十烦恼之业，众苦罪源悉皆除荡”，是谓“解其纷”。
“和其光，同其尘。”
“光”：智能，德行。“尘”：尘世，俗情。
此段是说修身者素日不可炫露己德，以己为是，应取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，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刿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，于众物各自发挥，如同火照火，水入水，浑为一体，此乃“和其光”。不能树已身而异于人，不能认已之高洁而弃丑陋。无人我之分，贤愚之介，打起尘劳，如土和土，此谓“同其尘”。
“是谓玄同。”
“玄”是深远不测的意思。与物能“和其光，同其尘”，这才和深远不测的无极大道同为体用了。
“故不可得而亲，不可得而疏；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；不可得而贵，不可得而贱。故为天下贵。”
深远不测的无极大道是混成一气。本无内外之分，岂有亲疏之别；本无左右之异，那有利害之论；本无高下之等，怎有贵贱之殊。无内无外，无左无右，无上无下，无有亲疏、利害、贵贱的混元无极大道，才是最为珍贵的。
第五十七章
“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，以无事取天下。”
“正”：端方，贞固。“奇”：诡诈，怪异。
此段经义是说执政者要遵循天道自然的规律，顺从人间伦理常情，大公无私，端方正直治理国家。但用兵却相反，要采用虚虚实实，声东击西的诡诈之术。要取得天下太平，须安分守己，不可妄生事端，《老子》第四十六章中说：“罪莫大于可欲，祸莫大于不知足，咎莫大于欲得，故知足之足，常足矣。”天下大乱皆因不知足，以致妄生事端。要想天下太平，必须知足安分，不可妄生事端，扰乱庶民。只有这样，人民才能安居乐业，四海宁静，天下太平。
“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？以此：”
我为什幺能知道以无事能取得天下太平呢？就由以下根据才知道：
“天下多忌讳，而民弥贫；人多利器，国家滋昏；人多技巧，奇物滋起；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。”
君王施政，令繁则奸出，禁多则民困。禁令繁多，必妨民事，使民不能尽其生发。民不能尽其生发，如束手足必然贫困，无法自拔。
“利器”者，指圣人以自我德行、智能遵循天道之自然，顺人伦之常情，总国家之纲纪，持权柄治国理民。《庄子》曰： “彼圣人者：天下之利器也，非以明示天下。”他是说，圣人的德行、智能，只可内含自修，使民潜移默化，而不可昭昭炫露。如彰示于人，那不仁者必窃之，致使上下颠倒，是非混淆，横施天下，导致国家昏乱。
国民最宜同处在浑厚朴实的淳风之中。器械者，是民在生息中之所必需。《周易·系辞》说：“包牺氏没，神农氏作，斫木为耜，揉木为耒。耒耨之利，以教天下， 盖取诸益；服牛乘马，引重致远，以利天下，盖取诸随；重门击柝，以待暴客，盖取诸豫；断木为杵，掘地为臼，杵臼之利，盖取诸小过；弦木为弧，剡木为矢，弧矢之利，盖取诸睽。上古穴居而野处，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，以待风雨，盖取诸大壮。”由此可知，从古到今，器械按民之所需而出于自然。因机智出，技巧生，非正常而并没有实用价值的古怪奇物随之滋生，民必弃常而务技巧，滥用资力。此谓“人多技巧，奇物滋起”。
教民内修道德，外行仁义，知天理之当然，晓人伦之常规，举止皆符于天理人情。故《论语·为政》中说：“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无耻；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民如慎修之德于内，谨行仁义于外，根本不会违法乱纪。相反，人如内心失去道德，外无仁义之行，他就不怕犯法，法令愈严，相应盗贼愈多。此谓：“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。”
“故圣人云：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欲而民自朴。”
所以，体现自然之道的圣人，取法天地生长万物的自然无为之德，不背理循私，而事事顺乎天理，应乎人心，不作不为以感天下之众。因此，天下之民众皆安居乐业而自化。此谓“我无为而民自化”。人君戒除贪欲之心，不好事，不妄为，不求荣贵，不劳民力，不妨民事。民能尽力耕而食，织而衣，乐其俗，安其居，美其服，甘其食，丰衣足食。此谓“我无事而民自富”。能取法自然无为之道的清静体性，虚心恬淡，自然而然，事事物物必顺其条理，各得其所，各有所用，各有所适。鸟不教而自在空中飞；兽不驯而自在山上跑；鱼不学而自在水中游；人自然父慈子孝，君正臣忠。此谓“我好静而民自正”。
第五十八章
“其政闷闷，其民淳淳；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”
治国者，应以自然、宽宏、没有高下、贵贱、贤愚、荣辱分别之心，体天地无不覆载的自然好生之德，国民自然会得到妥善的治理。王弼曰：“善治政者，无形、无名、无事、 无政可举，闷闷然卒于大治。”此谓“其政闷闷”。民不知不觉各得其宜，各有所适，上下彼此不争不竞，而生活在淳朴厚实的浑化之中。又如王弼注曰：“其民无所争竞，宽大淳淳”。此谓“其民淳淳”。失去好生之德，政令烦苛，事事明察，物物检点，荣辱不共，贵贱有殊，“立刑名，明赏罚，以检奸伪”。此谓“其政察察”。而人民始感彼此有别，上下相隔，缺缺不足。此谓“其民缺缺”。
“祸兮，福所倚；福兮，祸所伏。”
宇宙间的品物万类，虽然复杂万端，其造化之机及运化规律，莫不过对立统一而巳。
“祸”，是难、凶害、灾殃之类。“福”是吉、荣贵、昌达之类。无论那一类事物，它的变化规律是向相反的方向转移。阴极生阳，阳极生阴，夏至后必移于冬，冬至后向于夏， 周而复始，无有休止。人类亦是此理：人在贫穷时，与人相处态度谦恭，在事业方面向上奋发，其结果，人必辅助，事业必成功。贫穷虽是祸，可它无形中相携着福。人若富贵，为人处事易横蛮骄傲，对事业易轻率为之，久而久之，人必厌恶，而事业必败。富贵虽是福，可它无形中隐含着祸。故《老子》第九章中说：“富贵而骄，自遗其咎”。 孟子曰： 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亦与此意相通。社会变迁，仍遵循这一规律：犹如水向东流，一浪赶一浪，兴了又向衰的一方转化，衰了又隐含着兴的因素。每个朝代在刚兴盛时期，必内修道德，外施仁政，处处以国事生民为重，政通人和，事事得宜。待至日久，以得民富国强，执政者贪求享乐，以荣贵执权，骄肆于民，于是引起了人民的反抗，酿成天下大乱。所谓“祸兮，福所倚；福兮，祸所伏”。即是此意。
“孰知其极？其无正邪？正复为奇，善复为妖。民之迷，其日固久。”
天地间一切事物就这样成败交替，阴阳相易，祸福相倚。这种转化，或正或奇，或善或妖，是没有定向的。正可以转化为奇；善可以转化为妖。常人对这种转化原因，久已迷惑。
“是以圣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刿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”
明了事物转化规律的圣人，明知品德端方，心性清廉，处事正直，智能聪明，是善、是奸、是福，却不以端方、清廉、正直、聪明炫示于外，强加于人。圣人的品德虽然端方，却不以端方妨害于人；虽然心底清廉，却不以清廉刿伤于人；处事正直，却不以正直撞击于人；智能聪明，却不以聪明炫耀于人。这正是“知其雄，守其雌……知其白，守其黑……知其荣，守其辱……”，与万物“和其光，同其尘，是谓玄同”的长生久视之道。
第五十九章
“治人事天，莫若啬。”
“啬”：俭约。
教天下之民，遵循人伦的自然常情，六亲和睦，长幼有序，上下慈孝，朋友有信，夫倡妇随，勤躬耕织，以求衣食。使民各遂其生，互不交争，安然相处，此为治人之义。虔诚谨俨，遵循天理，存心养性，不敢有丝毫伤天害理之心，是为事奉上天之义。常人以为治民和奉天是两回事，其实不然，无论是治民或奉天均须以“啬”。“啬”，是收敛神气，俭约情欲，不敢见景忘真，肆意妄为。“治人事天”，莫过于此。
夫若啬，是谓早服。早服谓之重积“德”。重积“德”，则无不克。
“服”有注为身心佩服。须臾不离谓之“服”。常人行事，临渴掘井，遇寒制衣，所以事事被动。“治人事天”，虽以遵循天理，纯全本性，收敛神气，虔心真诚。但最起码的，是预先身心佩服，向往须臾不离，行持不辍。只有这样才会治人必灵，事天必应，预先身心佩服。久而行之，自然全其天地之大德。深积厚养天地之大德，不但能“治人事天”，而且可做到无所不克。
“无不克，则莫知其极；莫知其极，可以有国。有国之母，可以长久。是谓深根固蒂，长生久视之道。”
“母”，是根本。
